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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罗代尔的贡献

2000-07-26 来源:中华读书报 吴可 我有话说

曾几何时,有人这样写道:“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的话,那么,获奖的第一人必定是费尔南·布罗代尔。”此话虽是戏言,却也不无几分道理。至少,布罗代尔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从中可窥见一斑。

其实,也曾有历史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。就在布罗代尔出生的1902年,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·蒙森便获得该奖。不过,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,而不是史学奖。尽管评委会自有说法,但历史学家获得文学奖,这多少有些不伦不类,令人啼笑皆非。据说布罗代尔也曾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,具体是哪年的事,不太清楚,但结果是明了的,他没有当选。看来,评委们对他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还不太认同。我想,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称他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,而没有人或很少有人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布罗代尔的缘故吧!

但是,倘若真的设立了诺贝尔史学奖的话,布罗代尔就一定能获得吗?在我看来,他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胜算。因此,我同意开篇所引述的那种说法。也许有人会指出布罗代尔的史学已经过时,也许有人会说某某历史学家在某方面做得比布罗代尔更好,但是还有哪名历史学家比他给历史学带来的转变更大呢?考虑到这一点,人们没有理由不将诺贝尔史学奖授予他,当然,前提是这个奖的真实存在。

不过,想像一下诺贝尔史学奖的存在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假若布罗代尔获得了诺贝尔史学奖,我想,他获奖的理由应该是“他的《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》(以下简称为《地中海》)不仅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(地中海)、一个时代(菲利普二世时代)的历史,更重要的是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所体现的‘整体历史观’为历史学带来革命性的贡献”。要点在于,布罗代尔对历史学做出的“革命性贡献”。

那么,顺理成章地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:在许许多多的伟大历史学家中,为何唯独布罗代尔的贡献,而非其他人的贡献,是“革命性”的?这的确是个问题,而且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之所以重要,其原因在于,问题的答案揭示了传统史学和一种新史学(年鉴学派史学)的根本性的分野。

传统的历史学是历时性的,它以时间为坐标,沿着年月日的轨迹一成不变地行进着。反映到历史学家的著作上,可以看到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叙述性———描述“实际发生的事情”。在这些描述中,历史学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能构成“事件”的那些“重大事情”,其结果历史便成为帝王将相的编年史,而丰富的历史内容,如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等,则被大大地遗弃了。在这种线性叙述中,隐藏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———历史发展的因果性。

传统历史学的弊端是明显的。布罗代尔的先驱吕西安·费弗尔和马克·布洛赫认识到这一点,试图摆脱兰克式旧史学所强调的纯政治史、纯制度史或“战役史”,扩大历史学的视野,将历史研究引向社会、经济、文化乃至心理等领域。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种“全面的历史学”,这种历史学通过研究某个问题,不仅将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状况反映出来,而且还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领域全部纳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。但是,布洛赫在1939年的遇难,以及费弗尔作为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局限,使得他们在这条路径上走得并不顺利。具体地说,他们在方法论上遇到了一大难题。由于“全面的历史学”涉及许多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,因此事件的编年史方法已不能满足这种史学的要求,无法反映出这些领域的全貌。究其原因,可以说,他们尚未找到一种合适的历史编纂方法。

这一任务幸运地落到布罗代尔的肩上。作为第二代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,他从费弗尔和布洛赫那里吸纳了充足的养分,更重要的是,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和超越了他的前辈,系统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学———这最早、也最充分地体现在那部耗费了他十几年心血的成名作《地中海》上。在这部著作中,布罗代尔首次将历史时间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(地理时间、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),每个层面分别对应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。地理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缓慢,它涉及的主要是作为人类活动背景的环境。个人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快,几乎是转瞬即逝、瞬息万变,它所体现的是个人规模的事件,可以说,传统史学就是在这一层面中展开的。介于这两种层面之间的是社会时间,它的变化节奏较之地理时间快得多,但较之个人时间又慢得多,它所对应的是群体和集团的历史,也就是社会史。在这三种时间中,地理时间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不变的,可视为历史中的常项,在历史研究中只起辅助作用,意义相对不大;而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则是历史中的变量,对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。而在后两种时间中,个人时间上所展开的历史恰恰是年鉴学派所反对的那种事件史,布罗代尔认为是表面化和肤浅的;在他看来,社会时间才是最能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的深层意义,因此,也是他最重视的一个时间层面。

到此为止,布罗代尔的史学已经系统地表达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,在他的史学中,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、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,而在这三种时间中,他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,这正是他的史学的关键之处。社会时间使得费弗尔和布洛赫没能彻底实现的那种“全面的历史”的理想,在布罗代尔这里成为现实。“全面的历史”在布罗代尔的史学中也就是一种“整体的历史”,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“整体”,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、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。要反映出这个“整体”,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-功能关系,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,必须借鉴经济学、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,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。这种研究方法是“共时性的”,与传统史学的那种“历时性的”研究方法截然不同。因此,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,对布罗代尔来说就十分合乎逻辑。但“共时性”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,布罗代尔发现并选择了“社会时间”来扮演这个角色。一方面,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,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;另一方面,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,这又使其能满足“整体历史学”所要求的“共时性”研究取向。

布罗代尔的史学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,它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更趋合理。在他之前,没有谁对传统史学摈弃得如此彻底,没有谁的史学体现得如此有创意。因此,称他的史学具有“革命性”,此说并不为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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